胡瑗大讲堂※20著名学者陈思和做客胡瑗大讲堂 畅谈巴金晚年的理想主义图

    4月14日下午，复旦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陈思和做客我校胡瑗大讲堂，与现场师生畅谈巴金晚年的生活与代表作《随想录》，共同感受名师心中的大师。陈思和娓娓道来关于巴金的故事，引起听众的感慨与反思。讲座由校党委副书记黄建平主持。

“不同年代对巴老的理解不太一样”

    “三十年前，也就是1986年，巴老还健在，完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书《随想录》。他从74岁开始写，一直写到82岁，整整花了8年时间。每写三十篇三联书店都会出一本册子，共创作了一百五十篇。”同住上海的陈思和教授在巴金健在时，与巴老长期保持联系。在巴老晚年时，目睹了巴老克服巨大的困难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《随想录》的情景：“巴老身体不好，连笔也握不好，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笔，使劲在纸上推出一个个文字，直到完成《随想录》的创作。”

    晚年的巴金已是功成名就，身为作协主席的他，有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和《爱情三部曲》等一系列有名的作品。“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《随想录》，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巴老，他为什么仍要满腔热血地写作？”陈教授提出了这疑问。“不了解巴金的人会觉得他说话有点夸张，他经常说：‘我心中有一团火，
有许多话，一定要吐出来，或者说，我欠了很多的债，现在是还债。’”

    “对于这部著作，不同年代的读者对它的理解不太一样。”陈思和向师生们分享了自己研读《随想录》的三个阶段：在80年代读《随想录》，陈教授觉得这部书仅仅是对‘文革’的反思。90年代再次细读，陈思和才品味出巴金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，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，书中包含了巴金对当时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所作的思考：“《随想录》可以称得上是8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的一部百科全书，反映了非常丰富的80年代的思想状况。”而近几年，陈教授再次认真研读《随想录》，感悟到巴金是通过《随想录》一书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格，唤醒他已经失落的对理想主义的努力。

 “在矛盾中成为一名著名作家”

    “我要留下痕迹，我要参与争鸣。我们的思想如何从比较麻木、愚昧、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。我认为这是比反思文革更重要的意义。”引用巴老的话，陈教授讲到：“巴金积极参与80年代的思想文化斗争，批判当时的社会现象，也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。”

    巴金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者。还在法国时，巴金就翻译了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的代表作《伦理学》一书，还因此取了“金”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中的后一个字。当他的处女作《灭亡》在国内引起的轰动，巴金这个名字便也奠基了巴老的成名之路。

    “凡是能发展、进化、长期保存下来的种族都是群体。”陈思和为我们解释巴金所信仰的安那其主义：“人性的本能在于互助、同情、分享，爱人就是互助，爱他人、为他人付出，团队合作更需要这种互助；同情可发展成正义感，同情弱者，反对强者，是人之良知；分享可上升为自我牺牲精神。本能的自由发展，回归初心，从爱出发，从爱到互助，从同情到正义，从分享到自我牺牲这样的逻辑来自由发展。”

    “虽然巴金早年有着自己的理想和信仰，但他并不想写作，不想成为作家，而是想通过搞社会运动，多为中国做一点实际工作。他还想坚持他的无政府主义。”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不停陷入痛苦，继续痛苦地写作，把这些痛苦写成故事，这些故事就是后来很有名的《爱情三部曲》，尤其是当中的《电》，更是他的经典之作。在这样矛盾、痛苦与自我的挣扎中，他成了一名著名作家。”而既然是作家，便要拿起文字的武器实现他的理想主义。

“内心的冲动就是理想主义”

    到了最近几年，陈思和再认真研读《随想录》，认为该书反思“文革”、反映80年代的思想文化斗争，只是体现了巴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。更重要的是巴金书写《随想录》的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：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格，重新唤起他失落的理想主义，这个过程也是巴金主观上不断提升、追求的过程。

    “《随想录》有一种难以表达的东西，一种巨大的伤痛和感情的要求，促使他非写不可，把自己心中的冲动表现出来。”这就是巴老晚年的理想主义，陈教授理解为：“理想和理想主义的区别在于，理想是一种人生目标，而理想主义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。理想主义者一辈子为一个信念奋斗。”

    讲座结束后，黄建平总结道，陈教授通过自己30多年对巴金的研究，结合巴金晚年的散文集《随想录》，通过三个阶段对《随想录》的研读，引导师生一起寻找晚年巴金的精神发展痕迹。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巴金先生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坛巨匠，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忏悔意识的真诚的作家，是一位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，让我们尊敬他的良知，同时也唤起我们的良知，做一个真正的有理想的人。

记者：唐颖 李慧芳

摄影：祝洁辉 顾恩廷 蒋丽丹 沈莹萍